“李约瑟问题”的多角度思考

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反思

Posted by YU on June 21,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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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深入研究中国科技史后,和中国学者们合作撰写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向西方展示了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他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更有成效?然而,为什么近代科学蓬勃发展没有出现在中国?这一问题后来被称为“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众多学者的思考和研究,本文试图以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多角度来看待思考这一问题,并且通过对李约瑟问题的反思和对中国科技发展史的认识上,提出对当代中国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李约瑟问题” 多角度 中国自然科学发展

何为“李约瑟问题”

凡事必有因,“李约瑟问题”并非是凭空产生的,这个问题源于在全球化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密切,在明清以来,很多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等人士东渡,很多西方人站在外来人的角度来比较中国的科学技术和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结果发现中国的科学技术要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由此引发了大量西方学者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研究,类似的问题并不是李约瑟第一个人提出的,只是较为有名的是“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李约瑟最初从事生物化学研究 ,后来因为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兴趣转向了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撰写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李约瑟在深入地研究后尖锐的提出: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 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 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2],这就是有名的“李约瑟问题”,这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激烈讨论,国内外众多学者纷纷从社会制度、经济体制、技术本身、思维方式等方面做出解释,力图系统而完善地回答这一问题。 李约瑟本人也试图积极给出个人的答案,但是李约瑟的工作归根属于材料的收集整理的工作,李约瑟的中国妻子鲁桂珍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3],李约瑟的工作性质和学术背景等因素使得他未必能对自己提出的难题做出真正意义上的正确解释。由于这个问题涉及了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制度等多种因素,显得错综复杂,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

“李约瑟问题”的多角度解读

“李约瑟问题”所探讨的是关于为何拥有历史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国竟然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问题。在公元十五世纪之时,中国已经具备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基本萌芽,然而却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步落后于西方,最终近代自然科学在西方产生并蓬勃发展,除李约瑟之外,很多中外学者也分别从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传统等角度,对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作了深入探讨。

政治制度

一些学者在政治制度层面,把近代科学未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归咎为封建制度的长期束缚,认为封建专制的官僚政治是“科学赖以繁荣的民主制度的死敌”,明代《天工开物》一书的作者宋应星曾慨叹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该书最终在“帝子王孙”、官僚遍布的时代失传了[4]。所幸的是后来《天工开物》由藏于日本的版本重印刊行中国,这本书在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唯独此书在满清时期被全部封杀,若无其他国家的版本,又岂能再现于世?又令人感到愤怒。专制的封建官僚统治扼杀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这似乎言之有理,然而,在我国的封建制度里,历代朝代都很注重撰写史书和对其他文化成果的记录,明朝甚至修编了巨著《永乐大典》,甚至在暴秦的极端封建统治下,在焚书坑儒中,也不是焚毁全部书籍,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这体现了封建制度对科技文化的保护,并不是一味破坏创新性,所以不能以单一层面来解答“李约瑟问题”,还需要考虑更多角度。

经济层面

在经济层面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大推动力,是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根本性因素之一,由于中国人多地少,靠人力资源优势完全可胜任农活,对减轻体力和手工劳动量的技术进步的市场需求不大。特别是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以及官局手工业压制民间手工业所导致的保守祖传技术秘密等因素,严重地阻碍着技术的交流传播与社会化[5],这阻止了商业资本积累。而西方倡导经商的风气,由于地少,必然要寻求对外扩张,这导致了原始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恰恰是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直接推动力,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难以为近代自然科学提供落生的土壤。

文化层面

有些学者认为,在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历来以修身齐家平天下为己任,将自己的个人命运时刻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缺乏独立人格和理性思考能力,这和西方的近代科学自由独立的精神相违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比如儒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认为儒家思想阻止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无可否认,儒家在古代中国社会一家独大,其将工匠技术等理论视为奇技淫巧,确实让知识分子轻视科学技术,阻碍了新生群体加入科学技术的研究。然而,历来以儒家立国的朝廷也支持一些科学技术,比如天文学、历法、农业、冶铁等,近代满清后期士大夫也倡导西学东渐,鼓励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见儒家不是科学技术的对立面,它在只是被某些朝代的一些时刻被错误地引导,并非儒家之过。反而,儒家的包容精神使得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不断推陈出新,使得中华文明在近代几千年未有之大危机中也能艰险度过。

思想层面

先秦时期是传统科学技术的发端期,诸子百家的自由争鸣将古代学术推向空前的繁荣,而西方的近代科学起源古希腊的思想,因此可以通过比较两者之间的差异来探索东西方文明思想的差异,可以发现,先秦与古希腊在对自然现象的描述和解释方式上存在较大差异。 在自然现象的描述上,以杠杆定律为例,先秦时期的《墨经》对杠杆原理的描述是: “衡而必正,说在得。”这是一种定性的描述,而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却提出了准确清晰的杠杆定律,甚至用上了数学知识,这显然是上升到定量的数学化描述。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谨的数学的表达方式,也是导致古代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之一 在论辩方法上,中国古人注重类比,而西方人注重分析,苏格拉底的 “助产术”是从对方的论题出发,一步步推导出一个矛盾命题,运用归谬法击败对手; 而韩非则是以“守株待兔“、“买椟还珠”之类的寓言说服论辩对手[6]。这使得先秦思想难以趋向于理性化和逻辑化的思想体系,也导致后来中西方文明渐行渐远。 科学实验是近代科学得以蓬勃发展的关键一环,西方历来重视科学实验,历代的科学巨匠都强调强调实验的重要性和严谨性,伽利略把科学实验与数学方法相结合,创造了实验-数学方法,奠定了近代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中国古代也有很多聪明的工匠,很早就使用了冶制青铜器,铁器、火药、造纸术等等技术,然而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只是无意中的发现,没办法上升到实验思想的层面,只停留经验收集和总结的层面,这就无法推演变化,因此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和指南针只能用来烧鞭炮和看风水。

如何看待“李约瑟问题”

“李约瑟问题”涉及到范围之广,跨度之大,错综复杂,实在无法把所有观点全部道尽。 近代自然科学确实在近代极大促进了西方国家生产力的发展,使得西方科技和文明等方面从远远落后于东方到现在的遥遥领先,以至于出现了“李约瑟问题”,然而,西方文明的近代自然科学思想真的没有纰漏吗?它就是绝对正确和唯一吗?西方的科学思想把科学领域细分,以至于产生众多学科,使得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再难出现,这样难以从整体把握全局。 季羡林先生说“从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来看,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7]。东方文明在目前西方文明强盛的时期,确实难以与之抗争,但不代表东方文明的科技从本质上逊色于西方文明,若是从近代科学的产生早晚来评价东西方文明的优劣,来不断讨论古代中国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问题,其实很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观,要知道,古希腊的文明早已在蛮族的入侵中毁坏殆尽,在西方文明已经所剩无几,几乎灭绝,进入黑暗时代,而古希腊文明的资料很多是阿拉伯国家保存下来的,西方文明是后来才从阿拉伯国家得以染指古希腊文明的遗产,既然如此,拥有古希腊文明遗产的阿拉伯国家抢占了先机,为什么不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所以从社会制度,文化,思想也并不能解释“李约瑟问题”。再者,若不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发明通过阿拉伯商人传到西方的话,古希腊文明也无从广泛传播,西方世界要到达文艺复兴的阶段还要等上很久,大航海时代更是未可得知,因为古代中国文化是在自己的体系里缓慢发展,是公元十五世纪之前是遥遥领先的,有自己的步伐和自身规律,西方文明若无上述所说条件,东西方文明若是各自独立发展无交流,西方文明超越东方文明和比东方文明更快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概率很小,反而东方文明有更大机会比西方更快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目前只不过是西方文明仗着更早产生近代自然科学,开启了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种种进程,而这些进程中止或影响了其他文明的进程,试图将全球文明归纳到西方文明的框架上。以本人看来,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观提出的问题,李约瑟本人囿于个人的眼界、背景各种因素,未能总揽全局,看清事实。

现实中如何应对“李约瑟问题”

依我看来,“李约瑟问题”本身能否成立尚待商榷,但无可否定的是它的提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吸引了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的大量中外学者的持续关注, 这些现象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也引发中国对自身文明的反思,这对指导中国文明的发展有深刻的意义和启迪作用。比如钱学森先生的“钱学森之问”就是当代中国现实版的“李约瑟问题”。 鉴于上面部分的讨论,中国需要重视基础理论,建立规范的学科制度,特别是基础科学领域,因为中国传统教育模式历来受实用主义影响,偏好实用技术而忽略基础理论研究。这种教育传统以经济价值和短期利益为目标,片面地否认了基础理论和基础学科在整个自然科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忽视了其在人类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基础地位,是对科学与技术关系的本末倒置,这种教育观念很容易传达到年轻一代上,进而使得社会出现浮躁的风气,导致“读书研究无用论”,这很容易扼杀创新思维,以至于无人愿意投身自然科学研究,一个学科领域的人口基数少了,出现出类拔萃的人才可就难上加难。 在建立规范的学科制度上,鼓励培养人们的思辨精神和反思意识,中国传统教育模式主要以教和授为主,对于思辨的逻辑精神和批判的反思精神都不甚重视。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这里的思是指有逻辑性地思考,很多领域的创新都不是古板得来的,因为古板得来的东西,是不会称为创新的。 在当前西方文明强盛的时期,我国一定要保持文化自信,我们要保持包容的心态,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东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基础上,努力迎头赶上,保持独立思考的态度,对西方文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自身文明,不能因为一时的失利而对自身文明心灰意冷,要知道,目前物理学的前沿学科量子力学还在借鉴道家的思想,中华文明能发展到现在,历经坎坷,多次外族入侵占据中原,也未能使其断绝,是目前世界上未曾中断过的古文明之一,能流传至今,也遥遥领先过,说明中华文明有其可取之处,怎能因为一时之败而心灰意冷?对自身文明,不能一味全盘招收,也不能一棒打死。养精蓄锐,推陈出新,伺机而动,以待天时。

结语

综上所述,“李约瑟问题”是否成立尚待商榷,但它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启发问题,而本人对于“李约瑟问题”在某些方面的看法未免过于大胆,在阐述上囿于篇幅难以一一言尽。但尽管如此,“李约瑟问题”作为探讨中国科学发展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需要知道,还需要正确的认识和反思,在探讨传统的基础上对中国当下和未来科学发展进行反思和探索。它启发我们用现代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挖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如今,我们既要有民族文化的自信, 也要有民族文化的自觉。发扬传统文化与推动科技创新二者并不矛盾,要保持包容的心态,在正确客观的认识东西方科技发展史的基础上,努力迎头赶上,保持独立思考的态度,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1]李建珊.“李约瑟问题”的多视角解读[J].科学经济社会,2018,36(03):1-8.

[2]J.李约瑟, 徐汝庄.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J]. 自然杂志, 1990(12):36-45.

[3]张孟闻. 李约瑟博士及其《中国科学技术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4]戴念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三大原因[A].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编.科学传统与文化[C].西安:陕西科技出版社, 1983.

[5] 林文照.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 [A].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社编.科学传统与文化[C].西安: 陕 西科技出版社,1983: 99-105.

[6]牛叔成.从中西方科学思想比较史析中国古代未曾产生科学的原因[M].南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5][美]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

[7]季羡林.再谈东西文化[J].哲学动态,1991(0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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